我和孔祥明在1965年就认识了，那时她代表成都，我代表北京，一起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少儿围棋比赛，那年她10岁，我13岁，还处于少年时期。
1973年国家体委组建围棋集训队，我和她都应召入队，这样她来到北京，我们开始朝夕相处。这时她已经出落成18岁的少女，我也21岁了，正所谓青春年华。由于过去就认识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，经常在一起摆棋复盘，谈经论道，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往其他方面想过，我只把她当作一个很不错的小师妹。
1973年我们集训队到成都巡回比赛，认识了不少四川下棋的女孩子。那时我虽然刚从农场回到北京，还没进入职业棋手的角色，但在年轻人中棋力高一大块，她们水平低，都愿意跟我学棋。
在学棋过程中，有三个女孩儿同时向我发动猛烈攻势。其中有一位姓贺，是一位省长的女儿，我对她的印象最好，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发展到白热化程度。双方的家长都很满意。
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。小贺和我一样，喜欢打牌，按说有共同的爱好是件好事，可她特别好强。1976年在安徽参加全国比赛间隙，我们围棋队的几个人在一起打牌，她和我搭档，因为打牌我们发生了剧烈的冲突，冷静下来后，我认识到我们都太好强了，不知道互相谦让，将来在一起生活肯定不幸福，因此我十分理智地决定和她分手。
和小贺分手后，有不少人为我介绍过女朋友，有一次一天就给我介绍了十来个，搞得我眼花缭乱，这也不错，那也可以，不知道该跟谁好，可最后一个也没成，甚至连名字都没记住。
在一个个都不行之后，我的婚姻问题成了“老大难”。1979年国家围棋队到日本访问比赛，我和孔祥明都去了。在一次和日本棋手的聚会中，大家互相开玩笑，一个日本棋手说，陈加锐对孔祥明有意思。陈加锐原是我国的七段棋手，后去了日本，那天也来了。这时我们的一名棋手马上反驳说，你瞎说，孔祥明早就跟聂卫平了，根本不可能跟陈加锐。
本来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猛地提出来，显得特别敏感，而且我突然发现小孔真的对我很好。这有点像我们棋手下棋，有的时候需要长考，一长考就是一两个小时，可决心一下，“啪”地一着就解决了。我的婚事“长考”了几年都没结果，在那个偶然的场合一下子就给捅破了。我半开玩笑地问，这是真的吗？我这是试探，把球踢给了小孔。小孔在众人的目光下扭扭捏捏地说，可能是真的吧。她回答得很微妙，没有明说，但我马上就明白了，这是真的。
回到北京后，我们很快就结了婚，真是“众里寻她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
小孔在围棋上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，特别是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励。还在擂台赛之前，她就鼓励我要敢赢日本的超一流棋手，那时中国棋手还没有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纪录。
以后的实战证明她的话是对的，我战胜过所有现役日本超一流棋手，在我成功的后面，有小孔很大的功劳。
1981年，我们的儿子降生，那时我不在北京，正在外地参加全国比赛。回到北京，我就给家里打电话问是儿子还是女儿。我当时打算如果是儿子我立刻就赶回去，如果是女儿我就先洗个澡收拾收拾再回去。说实话，我是喜欢儿子的，有点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。
我弟弟接的电话，他告诉我是儿子，我放下电话立刻就回去了。我进屋时，小孔躺在床上，儿子就在她旁边。我第一眼看见他时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儿子，他长得很小，小极了，样子非常可爱。我把他抱起来，心里特得意。我给他起名聂云骢，意思是云中的骏马。
离婚之后反思我们的关系，我认为有一步最大的“漏算”。在事业上我们有共同语言，这是没得说的，在家庭生活中她也很能干，持家是一把好手，另外很会关心人，这些都是她的重大优点。我们“漏算”的是两人的个性，或者说是兴趣爱好。可以这么说吧，除了围棋之外我们的兴趣爱好截然相反，作为朋友这无所谓，可是作为夫妻问题就严重了。
比如我喜欢打桥牌，有时还把人招到家里来打。小孔对打牌反感至极，短时间还问题不大，时间一长就无法容忍了，没办法，我就出去打，很晚才能回来。她明知我去打牌还要问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，问得我很烦。她还特别讨厌我和女牌手一起打牌，认为我打牌是假的，和那些女的来往是真的，说出的话都出了格，这也使我无法忍受。人就是这样，你越不让我打我偏打，还就跟女的打，故意让她看。在打牌的事上我们搞得很僵。
相反，她喜欢的花样滑冰、花样游泳、艺术体操、音乐会等等，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记得我陪她听过一场音乐会，我真是太难受了，异常的痛苦，虽说是陪下来了，心想下次再也不于这样的事了。我认为最大的失误就是婚结得太仓促了，如果多聊聊、多接触一段时间就好了。
孔祥明作为一个朋友是极好的人，她本人也曾获得过全国女子冠军，但她的个性太强，作为妻子对我来说就不太合适了。有一次，在一个公众场合，有人介绍她时说，这是聂卫平的太太，她马上站起来更正：我有自己的名字，我叫孔祥明。弄得我非常尴尬。
后来我们发展到吵架，特别是每逢我出去参加重大比赛之前，她总要找点茬儿吵上一顿。比如和林海峰争夺“富士通”冠军，和曹熏铉下“应氏杯”……每次都吵，我说能不能不吵了，马上要出去比赛，而且是争世界冠军。她说我不管，看上去都有些失去理智了。我不是埋怨因为她我才输了，我是说比赛前有个好的心情，至少是个有利的因素。
我和孔祥明最后的决裂是因为我认识了王静，在此之前她不断提出离婚，是我没同意。首先是影响太坏了，那时报纸上都在宣传我们这对“模范夫妇”；其次儿子当然要归她，这我也难以接受，所以一直维持着。后来王静怀孕，又不肯把孩子打掉，使事态急转直下，我迫于无奈，正式向她提出离婚。
小孔对此早就有思想准备，很平静地接受了。她提出把儿子带走，并帮他们做好去日本的安排。小孔是个要强的人，在经济上她没提出一点要求，就连当时比赛的奖金，虽不多，但对他们来说还是重要的，她都不要，如数还给了我。
办离婚手续那天，我们把儿子也带去了，那年他10岁，在办事处大哭，不让我们离。儿子，我也舍不得你啊！我是真的没办法，心情很矛盾。在我离婚这件事上，几乎遭到了亲友的一致反对。我妈妈大骂我，你怎么能这样？！邓朴方特意把我找到他家里，批评我太不检点了，不同意我离婚。伍绍祖、李富荣等我的直接上级和朋友找我谈话，做工作。社会上骂我的就更多了，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压力。
可当时确实没办法，王静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她是坚决不打，我也不能甩手不认这个账，否则我又怎么做人？我那时真是惶惶不可终日，每天不知道该干什么，比赛也一塌糊涂，而王静的肚子却一天比一天大，什么叫烦？那才真叫烦啊！后来我想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为王静负责，也为那个未出生的孩子负责，我只有离婚这华山一条路了。
我和小孔离婚后，骢骢一直跟着她在日本学棋，后来她给他改名叫孔令文。他回北京从来不去我家，也没见过王静，他都是到棋院来找我，我怕触动他也没和他谈过弟弟的事。他跟我说很想回来学棋，我说我跟你妈妈说过，我希望你能回来学棋，国内条件会更好，提高得快。1998年，孔令文在日本入了初段，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还播了一个片子叫《一生用命》，介绍了他们母子在日本的生活经历。
现在小孔经常回国，作为夫妻我们不太合适，但作为朋友关系还不错，经常在一块吃吃饭什么的，还一起参加混双比赛。她有个男搭档，我有个女搭档，去年我们就输给了他们，今年我们又遇上她，真是“冤家路窄”，在关键的时候，我又下了一步缓棋，被人家抓住，最终导致败局。
摘自《围棋人生》，聂卫平 著，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月8月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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